逍遥右脑 2010-03-18 08:51
不能忘却2008。
因为这一年，我们国家有太多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年初的南方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第二十九届奥运会……
因为这一年，是苏霍姆林斯基90周年诞辰，通过他，我们能够深入洞察我们这个时代所渴望的教育。
教育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或者说，教育的脚步必须踏上时代的节拍。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必须学会观察社会、思考社会，从而找到自己教育教学的方向。只有那些得社会风气之先的教师，才可能把学生带向伟大的未来。
那么，什么是时代对教育发出的召唤？
我想起了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里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 。
3月18日，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动情地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广的博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
7月20日，在广东与企业家座谈时，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论断：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此后，他在多个场合强调企业家的道德和社会责任。
岂只是企业家，每个人都应该坚守道德的底线、做人的良心。
一切都在诉说一个时代主题：充分尊重人的精神价值，让我们的社会更道德，更高尚，更文明。
这个时代主题对中小学发出了强烈的召唤：教育应该富有伟大的精神魅力和道德力量！
那么，如何让教育更精神性一些、更道德一些？
还是回到苏霍姆林斯基吧。
童年时期就应表现出“精神的伟大”
苏霍姆林斯基是激情的实践型教育家，更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占据第一位的永远是人的精神。在他看来，“只有精神力量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具有和谐的、多方面精神生活的人”。精神生活、精神力量，是一个人生活的“理由”和存在的价值。
教育首先必须满足学生的精神需要，提升他们的精神力量。
他说，“教育技巧的特点就在于使教育的整个过程成为教师过问人的精神生活的整个过程”，“教师要善于在每一个学生面前，甚至是最平庸的、在智力发展上最有困难的学生面前，都向他打开他的精神发展的领域，使他能在这个领域里达到顶点，显示自己，宣告大写的‘我’的存在”，成为一个精神丰富的人。
失去对人的精神、情感、心灵、人格的关注、陶冶、滋养，教育就不复存在。
教育的精神光辉，人的精神力量，必须在孩子的童年乃至更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
“每一个人，早在童年时期和青年早期，就应当获得自己的精神生活完满的幸福，享受劳动和创造的欢乐。”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精神的伟大”。
瓦西里卡有一个3岁的小妹妹——娜塔莎。
小孩子都喜欢玩，娜塔莎也一样。一次，她来到集体农庄的磨坊旁玩耍。磨坊是一个高大的石建筑物，它的侧面有一个供人攀登的梯子。望着高大的磨坊，娜塔莎很好奇：它的顶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于是她沿着梯子兴奋地爬了上去。终于爬到顶了。磨坊顶很小，她站在中央，往下张望：天哪，磨坊原来这么高！仿佛有一股力量要把她推下去。不！她心里叫道。她的腿直打哆嗦。她恐惧了，大哭着喊道：“来帮帮我，来帮帮我……”
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瓦西里卡从窗户里看到正抓着一块瓦片的妹妹，什么也没想，他急忙顺着梯子扑向磨坊顶。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妹妹的身旁。娜塔莎扑到哥哥的怀里，不哭了。梯子很小，他们不能一块下去。瓦西里卡也有点害怕，但他坚定地抓住妹妹的手，坐在磨坊顶，一直等到爸爸妈妈回家。
对瓦西里卡来说，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伟大经历。
故事很平常，不像现在有的教育故事曲折复杂，但苏霍姆林斯基向好几代学生讲过这个故事。
他把这个故事叫做“瓦西里卡是怎样诞生的”。这里的诞生，当然不是指生物属性的生命的诞生，而是指精神属性的真正的“人”的诞生。
在此之前，瓦西里卡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力量何在，在此之后，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他能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带去体贴和幸福，这样的精神经历，使他开始确认“我”的存在。
教育的使命，就是促使“有精神力量”的人诞生。
“每个人能在童年早期就体验到这种幸福——得到体贴亲人的幸福是多么重要啊。童年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伟大，乃是人的修养的一个阶梯，登上这个阶梯便开始理解自己的义务。教育的哲理和艺术就在于使每一个人登上这个阶梯。”苏霍姆林斯基说，自己讲这个故事，其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去追求精神力量的高峰”。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的精神经历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精神高度。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赫尔岑说：“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未来。”苏霍姆林斯基告诉老师，要使每一个学生“从小（无论在思想意识里，也无论在情感世界之中）就对精神力量确立一往情深的态度”，他进一步告诫：“在一个人的幼年就进行精神力量的锻炼是非常重要的。您若是错过了对幼年孩子的锻炼，那您就错过了一切。”
“凡是有崇高精神的地方，就会出现真正的人。”一个人在童年、少年时期就应该拥抱崇高的精神。童年、少年如果没有体验过高尚的精神生活，人生的大门就很难向伟大敞开。“凡是在童年能以自己的道德尝试感受过那种生活上最高的幸福的人——哪怕只是把自己心灵中的一点一滴奉献给他人，那么，即使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也会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也许这正是使人成为有教养的人的重要品质。”
因此，“人在青春时期就应当成为理想主义者”。少年时代的理想将使一个人的一生都闪耀精神的光芒。十三四岁的赫尔岑，就接过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旗帜，以推翻沙皇专制为终生奋斗目标。他的读物不再是小人书，而是法国革命史、向往自由的席勒的戏剧以及普希金的《自由颂》、《短剑》等当时悄悄流传的手抄本。他开始以共同的信仰为标准寻觅知音。“我向与我同年的一个孩子解释，处死路易十六是正义的。‘一切确实这样，’那位少年公爵说，‘然而他是受命于天的君主啊！’我怀着怜悯瞪了他一眼，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从此再也不想找他了。”而与志同道合的另一位少年尼克，则成了一生的知己。他们“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他们登上他们的“圣山”——麻雀山，迎着夕阳的光辉，紧紧拥抱在一起，发下“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的誓言。赫尔岑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个少年时代的理想，最终成为影响了好几代人的革命者、思想家。
是的，人从小就有对精神成熟性的渴望，就有对高尚行为的冲动。苏霍姆林斯基说：“绝对不能允许一年级学生头脑里产生：‘我们还小’、‘我们可力不从心’、‘这对我们可难啦’等念头。其实，孩子不愿想到、感觉到他是软弱的、无保护的。”否则，如果把“我还小”的念头植入孩子的思想意识，他的人格、道德情感、精神力量就永远“长不大”，甚至可能变成厚颜无耻的人。当孩子进入少年，精神、道德的成熟性问题就更显迫切。“成年人应有的思想、道德和观念——这一切都应当逐渐地进入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世界。”而成熟性、成年性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在13~14岁的时候，就要使他（孩子）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学生，而且是社会的一员”。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成熟，不是指世故、八面玲珑，不是指失去人性的纯洁，而是指高尚品德的形成、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意志的坚定。
由此，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教育准则，就是在一个人的童年时期，要促使他“能对自己做出了似乎他做不出的事而千百次地感到惊奇，即对自己的精神力量感到惊奇”。
培养孩子“需要人”的情感
存在主义者说，他人就是地狱。
但没有人可以离开社会，可以离开“他人”而仍能过“人的生活”。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和欢乐就在于与他人交往，在于发现丰富多样的人的世界，这是他的“根深蒂固、改变不了的精神需要”。教育的本质，就是人的相互关系。“儿童的孤独，是学校生活最可怕的不幸之一。”
因此，“教育技巧精细的方面之一，就是去创造自己的学生具有需要人的情感，培养小公民使他学会做一个忠实于别人的人”。
“需要人”的情感的基础，是欣赏人的生命，是对生命无上价值的充分体认和尊重。这就需要人的意识的觉醒。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强调，是西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个精神内核。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对此作了经典的表述：“人是多么美妙的杰作，崇高的意识、无限的能力、优美的仪表，举止好像天使、灵性可媲神仙，他是天之骄子，他是万物之灵。”有人认为，正是基于这一对“人”的无上赞美，哈姆雷特才再三犹疑，直到所有的事实都指向其叔父确实犯下弑兄篡位娶嫂的大罪，才举起复仇之剑。
苏霍姆林斯基接过人文主义的这一大纛，对生命诞生给予礼赞。他说，人的最大欢乐就是人的诞生。“孩子的心灵纯洁、品德高尚，以及在孩子群里那种有道德的童贞关系取决于他对新生命诞生的态度如何”。为了唤起孩子对人的生命的美好情感，他用诗化的童话回答孩子们对人是如何出生的疑问。这就是他向每个孩子讲的有关鹳的童话：奥莲卡，你问你弟弟是什么地方有的，从哪儿来到你身边……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在可爱的太阳夜间休息的地方，太阳有一片极美的罂粟地……红彤彤的罂粟花在那里长年盛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在山谷中潺潺地流着。奥莲卡，太阳在自己那块罂粟地上给天下的母亲们，也包括你的妈妈在内，每人一束罂粟花。当母亲想要儿子或女儿的时候，她就在想望：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说着她的愿望就实现了，在那束罂粟花丛中，生了个儿子或女儿……就在这时，从罂粟地飞来一只鹳，鹳长着银色的翅膀，碧绿的眼睛。鹳把婴儿抱起来，送给母亲……
孩童的思维是童话的。他会按照你所讲的童话去理解人的美丽诞生。这样，孩子对待新生命，甚至新生命还未出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爱护、关怀、热烈的态度”，“家里有新人诞生的孩子，会得到一种激动人心的兄弟情感”。而与他人亲密关系的建立，对他人的关怀，往往是从关怀自己的兄弟姐妹、与之进行精神交往开始的。
培育“需要人”的情感，必然要以伟大的同情心奠基。同情心的内核是“关心他人”。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一向认为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他的童年时代体验到那种为天下人之忧而忧的心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情要能够变为“同情的行动”。“每当儿童减轻某人的命运、遭遇、生活负担之后，会体验到一种幸福，只有在那时欢乐才会使儿童变得高尚起来。”
苏霍姆林斯基收到一封老师的来信。信中说，海边一个小镇里有一个10岁的女孩伊拉，得了重病在家卧床不起。生病前伊拉读书写字样样行，现在她被“囚禁”在窗子的世界里，“只能隔窗相望那远山的风光和听着大海波涛那没完没了的噪声”。伊拉很爱画画，可现在她不仅拿不动画本了，也握不住笔了；读书一天只能看两三页……苏霍姆林斯基把这封信读给学生听，还把有一双深沉大眼睛的伊拉的照片给他们看。他要让每个孩子们感受到：“要懂得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我国人民的一员。哪怕有一个人在受苦难，在孤独中死去，那么最不起眼的不幸也会来敲家门，这个家的名字就是人类。”他和学生们给伊拉写了一封信，他自己还编写了一篇关于云雀的童话一同寄去。几天后，伊拉的奶奶回信了，信中夹杂着伊拉的画和她在画上写的几句话，那简直就是一首小诗。孩子们觉得要做些什么，于是又寄去了自己画的画。就这样，好几年，他们一直在关心类似伊拉这样在生活上有着艰难困苦的人。
唤起学生伟大的同情心，是教育永恒的主题。几十年后，倡导“关心教育”的内尔·诺丁斯，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发挥了苏霍姆林斯基“同情教育的思想”。她说：“关心和被关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但并非所有人都学会了关心他人。有的人关心知识，关心伟大的事业，关心物质世界，关心动植物，却缺乏对人类的同情；有的人精神贫乏，内心空虚，对人或事物都很漠然，其人生词典中根本就没有“关心”一词。内尔·诺丁斯呼吁，教育最好围绕“关心”来展开，让学生学会“关心自己，关心身边最亲近的人，关心与自己有各种关系的人，关心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鼓励有能力、关心他人、懂得爱人、也值得别人爱的人的健康成长”。
对于苏霍姆林斯基来说，培育“需要人”的情感，还必须建基于年轻一代对长辈健康的、文明的、道德的态度上。他说：“尊重、敬慕老一辈，这是我们生活的法则。”教育最激动人心的一项内容，就是培养两代人（父辈与孩子们）之间的和谐关系，让黑发人学会敬慕白发人。
“我们尊敬的并不是白发本身，而是白发本身之外的东西。”长辈比年轻一代聪明，精神上比年轻一代更富有，“那些有如太阳已近地平线的老人，正是我的学生们最聪明的老师”。另外，精神、信念的血液是注入不到字里行间的，只有在人的身上才能感受得到，“孩子们遇见老一辈人时，仿佛是走向道德信念的热火中”。孩子必须学会敬慕这种人，在他们面前要脱帽，深深地鞠躬、敬礼。
当然，孩子首先应该学会热爱自己的父母。“孩子对父母应尽的责任，是决不能用任何尺子来衡量的，也决不能用任何数字来计算的。”但要让孩子爱父母，父母首先要善于爱孩子。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应该是“相互的奉献”。“您在爱自己孩子的同时，要教他们学会去爱您；您不教会这点的话，等您到了晚年，会痛哭流涕的。”父母要学会“召唤”，召唤孩子从小就明白应该把心灵、爱奉献给亲人。妈妈每天对7岁的儿子说：“尤拉，走，我们给爷爷重新铺床。”儿子高兴地响应了母亲的召唤。渐渐地，尤拉养成了每天劳动的习惯。后来，不是妈妈提醒尤拉，而是尤拉提醒妈妈应该给爷爷铺床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这不是简单的铺床，而是在“造就真正的公民”，造就会爱亲人、爱父母，以过精神上的寄生生活为可耻的公民。
爱父母应该上升到这样的境界：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永远把自己当作“儿子”，即使父母已不在人世。每个人（无论是吃奶的婴儿，还是百岁老年）都是人类的孩子。“一个人到了自己的末日，应当仍做一个儿子。”苏霍姆林斯基告诉学生：“要记住：世界上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比你老的人，这里不完全以年岁而言，而是就道德财富、人品和受人尊敬的权利而言。”对亲人的爱和尊敬应该升华为对人类、文明的博爱、敬慕。
为了让孩子养成对长辈的尊敬，苏霍姆林斯基甚至对学生规定了“十不准”：①在大家劳动的时候，不准闲呆；②不准嘲笑老人，这是对人最大的不敬；③不准同尊敬的人、成年人，尤其不准同老人争吵；④不准因为自己没有某种东西而表示出不满……你的同龄人有，而你的父母又没有关心到你这一点，你没有权利向自己的父母要求什么；⑤不准逼你父母给你连她本人都不肯给自己的那种东西（你想有某种特权的思想是危险的，这是毒害你心灵的毒药）；⑥不准去做长辈们所谴责的事，不论是当着他们的面也好，背着他们也好，都不准去做；⑦不准将年长的亲人，特别是你母亲单独一人丢下不管，如果在她身边除了你，没有别人的话；⑧不准不经长辈们的允许和劝告就要启程赶路；⑨不准不先请长辈们坐下，自己就先坐下吃饭；⑩在成年人，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妇女站着的时候，不准你坐下。
读了这“十不准”，令人感慨万分。多少年来，我们批判自己的文化是“前喻文化”，是只有对老人的尊重，而没有对年轻一代权利的强调；于是膜拜西方所谓的“后喻文化”，崇拜年轻人，漠视乃至鄙视老年人。在教育界，则是对教师角色的讨伐，彻底清算我们的“尊师传统”。其结果，是造就了许多家庭中的“小皇帝”，学校里的“小霸王”，社会上的“横行者”。岂不知，尊敬长辈、尊敬教师，乃是尊敬知识、尊敬文明，是一个公民起码的教养，是一个社会精神和谐的底线。
保护孩子享受欢乐、幸福的权利
幸福不是教育的目的，但却是教育的必需品。
童年时期的欢乐、幸福感受是一个人道德、人格的基石。
苏霍姆林斯基说，要使孩子成为有教养的人，就要让他们“有欢乐、幸福及对世界的乐观感受”。“教育学方面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就在于珍惜孩子有权享受的欢乐和幸福。”一个人的幸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是他所生活的环境。教育可能无法改变孩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但有责任“保护孩子们心灵中巨大的、无可比拟的精神财产和精神财富——欢乐和幸福”。
幸福感是教育尤其是有道德的教育得以进行的前提。如果有孩子不愿听老师的话，固执地与所有人闹别捏，不是别的原因，只是可能他遭遇到了不幸。如果我们听凭孩子孤独地忍受自己的不幸，“那他的心灵就会长期被一层冷漠的冰壳所覆盖”。而假如我们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以乐观的情绪去看世界，假如他周围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能向他展现出美丽、精细、柔弱、温和色彩的话，他就会易于接受教育，就会贪婪地聆听你的每一句话”，他的心灵就会优美起来。
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欢乐、幸福，不能等同于感性的快乐，也不能等同于“愉快教育”。因为他清楚，如果轻视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劳动特征，“愉快”的教育留给学生的可能就只是“一堆瓦砾”。他要学生告别那种享乐主义的“市侩般幸福的理想”，而要“把他人的不幸当做自己的最大不幸”、把自己给他人带来的欢乐“看做是自己最大的欢乐和慰藉”。
为了让学生领悟到什么是幸福，他还特意让他们去直面痛苦。他说，要让孩子成为小小的哲学家，使他们“去思索时间的永恒性和不可逆性的秘密。去思索人生伟大的一面，同时还有脆弱的一面”，“使普希金的‘我想活着，就是为了去思索和受苦’这一明哲思想能在每个幼小心灵之中展示出隐秘的高尚品格的一角”。由此，他们才能理解和感受到生活的美、幸福和欢乐。他说自己的教育理想，就在于使孩子“坚定地和勇敢地去迎接和忍受那种能使人高尚的痛苦”。他甚至要求孩子面对自己亲近的人的死亡，“感受到失去这个人就是一种不可弥补的个人痛苦。这种达到顶点的痛苦，也会在儿童面前展现出一种生活的幸福”。
正如爱需要学习一样，感受幸福的能力也需要培养。幸福无处不在，“然而就像空气充足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想到它一样，很少有人去思索生活的幸福”。培养珍惜生活的幸福的能力，是学校教育中极为重要的道德问题。苏霍姆林斯基告诫教师，要教会孩子善于观察和感受到幸福，“您要教会孩子学会观察、思考、发现和惊叹”，激起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思维”，让他们领悟到，人生的每一天，都在增加新的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观察和发现生活的幸福，必须让学生去感受、惊叹自然的美，让他们“理解森林、花园、河流、湖泊的美，以及理解春季的复苏、秋季的凋萎、冬季的黄昏、夏季的黎明的美之用”。“只有这样的学生，他屏住呼吸去看正在吐露的柳树芽，就像去看大自然里伟大奇迹那样，他才会理解到观察和领悟这种奇迹的幸福”，要让每个孩子都能“疼爱自然界”。
但学生欢乐和幸福最重要的源泉，是丰富的智力生活。“学习、掌握知识、埋头读书是人的最大幸福”，学校教育必须让孩子们感到“智力生活的欢乐”。只有知识的学习能给他们带来每天都“产生新的思想、理解某一真谛、深入理解世界的秘密的欢乐”，他们才会产生出“对精神财富的渴望”。
那么，学习的快乐如何可能呢？苏霍姆林斯基说：“知识快乐的最重要的源泉（而这种知识快乐的情感，也是能长成丰硕的精神生活大树的一粒种子），就是体验和感受到知识则是我的智力创造的结果，探索的结果，心灵劳动的结果。”知识的学习必须与个体的精神生活融合起来乃至其本身就成为一种精神生活，否则知识就是苍白的，学习就是令人厌恶的。“只有在学校里充满生气蓬勃的多方面的精神生活的情况下，掌握知识才能变成一种吸引人的、使人愿意去做的事情”。
什么是学校精神生活？它既包括激发、发展和满足各种与必修的学科没有直接联系的智力兴趣，又包括知识的运用或知识的活用的东西，还包括创作活动和独立的智力发展，个人才能、志向和生活目的的形成，其核心是创造性的劳动。塑造丰富多彩的学校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是，要能使“每一个人都找到发挥、表现和确信自己的力量和创造才能的场所”。“如果人的精神生活中充满着对自己力量的乐观的信心和自尊感”，那么他就能享受到一个真正的人“所能享有的东西——脑力劳动的欢乐”。
此外，要使孩子获得智力生活的欢乐，还必须让他们“在图书世界里生活”。必须“使读书成为每个孩子最强烈的、精神上不可压抑的欲望，使人终生都入迷地想同书中的思想、美、人的伟大精神、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打交道”。书是心灵的慰藉，它使人生的阅历千百倍地加长，使人的精神领地千百倍地扩大。如果从未痴迷于书的世界，孩子从学校离开的时候就只能怀着空虚走进生活。
需要强调的是，让孩子沉醉于书的世界有一个前提，即一开始就要“引诱”他们阅读人类文明宝库中最优秀的图书——经典（而不是“快餐读物”及其他垃圾文字），让他们从小就养成与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思想对话的习惯。苏霍姆林斯基让孩子们阅读的，就是杰克·伦敦、显克微奇、雨果、斯托、马克·吐温、斯威夫特、凡尔纳、果戈里、屠格列夫、科罗连柯、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他说：“我认为教育艺术和教育技巧，就在于使幼龄儿童生活在伟大思想的世界之中，藉此去理解伟大，而实际上成为伟大的人。”
因此，学校就应该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优秀图书的海洋，是人民精神文明的宝库，是人民的圣地和希望。只有书能创立学校。学校若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图书馆，就如同人民没有名称、没有怀念、没有历史一样。
每一所学校都应有自己独特的面貌：自己的习惯、传统和节日。苏霍姆林斯基的学校的节日就是图书的节日。这个节日在每学年初举行。每个父亲、母亲在这一天里都要给孩子买一件礼物——书，要用这本书充实家庭图书馆（可叹的是，我们的许多家庭，装修豪华，却没有孩子的一张书桌，更不用说家庭图书馆）。更重要的是，要向学校永久性的图书馆捐献一本或几本当年（或近几年）出版的最好的图书。这样的图书和图书馆，才是孩子一辈子不会忘却的“学校的面貌及其独特性”。也只有这样的学校，才会带给孩子伟大的精神财富，才会对孩子发出温暖的爱的召唤，才会使孩子日后“回忆起学校的铃声、课桌、课本和教室里严格肃静的情景时”，内心立刻涌起激动、敬慕的情感。这就是学校教育生活所能给予孩子们的刻骨铭心的崇高的欢乐、高尚的幸福。
重塑教师的精神形象
人的精神是“不可教”的。心灵只能由心灵去唤醒，精神只能由精神去陶冶。
要使学生精神变得丰富和具有更强的道德感，只能重塑教师的精神形象。一个能够承担精神育人责任的教师，必然是人格健全、思想信念坚定、精神生活丰富、道德具有完美性的教师。
他深信人格的力量。他以自己的人格吸引学生，以思想和生活观点、信念、道德伦理原则、智力的丰富性和热爱劳动的品质的完美性来鼓舞学生。他“首先是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考来教育学生”，他总是“怀着鲜明的思想和信念去接触学生”，他不只是讲述知识，而且满腔热情地捍卫自己所阐述的思想。
他深信教育的力量。他坚信“教育者能够主宰学生的思想和情感，相信通过教育能够把最困难的学生、‘无可救药’的学生造就为真正的人”。他坚信能够把自己劳动的意义“传送到学生们的意识和心灵中去”，使学生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的精神力量。他坚信自己能够唤起学生那靠道德尊严感支持的智力需要和兴趣，从而在自己最入迷的那门学科上找到继承人。
他深信教育者个性的力量。他深深明白，知识的教育力量首先在于教师的个性，“没有教育者个人对受教育者的直接影响，就不可能有深入人性的真正教育”。他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科，他把自己知识的1%用于教学就绰绰有余了，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求知的渴望和阅读的爱好去激发孩子对知识、科学、书籍的深切情感。他以个人的方式体现自己所教的知识，他就是自己所教的学科，“我即语文”、“我即数学”。他铭记一个信条：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每个儿童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永远在变化，“永远是新的”，而且都以自己独特的个人方式学习。他与每个孩子保持着一种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他以其个人亲切的方式出现在孩子们面前。他的教学深入每个孩子的精神世界。
这就是我们这个渴望精神的伟大光辉的时代所需要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