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4-02-08 11:09
问题探究
有两个问题提出来探讨：一是如何理解本文的主旨，二是学习本文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关于本文主旨，争论的焦点在对文章最后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理解。
传统的解释是；秦始皇仁义不施因而使秦攻天下与守天下的形势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也就是说，秦攻天下时行仁政，因而“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但秦在统一天下，“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之后，不施仁政，因而“一夫作难而七庙隳”，顷刻覆亡。
但是，有人不同意，认为这样理解，把仁义决定攻天下和守天下，夸大了仁义的作用。“仁义不施”只是针对守天下，并不包括攻天下。攻和守面临两种不同的形势，方略也就不同。《过秦论》共有三篇，理解《过秦论》上篇的中心论点，必须结合中篇和下篇的有关论述，因三篇是一个整体，观点一致，只是有所侧重。中篇有语：“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中篇重点分析：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始皇和二世不施仁义，而是施行严刑峻法，导致秦的灭亡，从而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而下篇则指出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自身，是因“本未并失，故不能长”。由此可见“攻天下”当以诈力和武力为主，而“守天下”则必须实行仁义。秦所以亡是用攻天下的办法守天下。《教师教学用书》采用了这一说法：“作者所谓‘攻守之势异’，指的是秦要统一全国，自然要对山东诸侯采取攻势，逐步消灭它们；而在统一全国之后要防止人民颠覆它的政权，这就转入守势了。处于攻势‘尚诈力’，处于守势‘贵顺权’。‘顺权’，就是施行仁义以收拢民心。秦灭六国后依旧残酷地压迫人民，不施仁义，故而迅速灭亡。这是贾谊的基本观点。要讲清这一点，就必须以史实为据，说明秦的兴亡过程。本文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作出高度概括。例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作了概括。又如山东诸侯曾多次合纵抗秦，皆被张仪等人的连衡术所破，韩、魏、楚三国多次献地于秦，秦土日广，这是秦的‘诈力’策略的胜利，作者把所有这些史实都集中到九国之师攻秦失败一事上来加以表现。说到秦统一全国后，则着重揭露秦始皇压迫人民的政策──这其实是“诈力”策略的继续。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秦在转入守势之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
对上述两种说法，你有什么看法呢？我们在本书中采用了传统的说法，你认为有没有道理？
第二个问题：《史记》记载过项羽这么一则故事。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于是他的叔父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竟学。”项梁再也弄不明白，项羽究竟该读什么书呢?后来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项羽一起前往观看。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由此可见，项羽真正想读的书乃是帝王之术。不知是项梁不懂这门学问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终也未见项梁授项羽以帝王之术。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后来项羽到手的天下竟被刘邦夺了过去，留下一段历史的最大遗憾。
所谓帝王之术，其实并不神秘，就是人们常说的治国安邦的学问，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管理学。从大的方面讲，是管理一个国家、一个省；从小的方面讲，是管理一个县、一个乡、一个企业。这门学问可不能不学，它关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兴衰荣枯。
怎么学？学史论，学史书，是一条捷径。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充分说明学习历史学习史论的重要性。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杰出的史论，你读了之后，从中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深刻教益呢？请谈谈自己的想法。
探究思路
第一个问题：《教师教学用书》的这个说法，优点是把《过秦论》三篇作为一个整体来读。但是，它没有注意到：第一，三篇各有侧重，上篇侧重始皇的过错，中篇侧重二世的过错，下篇侧重三世的过错；第二，秦攻天下之时也有守“天下”的问题，攻诸侯固然用“诈”，但是守秦地也用“诈”？如是，对商鞅“内立法度，务耕织”怎么解释？第三，说《过秦论》（上）叙史时处处扣住“尚诈力”，也很牵强，作者陈述的那些史料来自文外，从文章本身看不出来，这种分析的方法有违“探本求源、披文入情”的原则。
本书采用传统的解释，在文中的依据是：孝公制定了强秦之策：“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孝公没后，“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到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因而“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很快“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统一全国。但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废先王之道”，于是秦由兴盛很快地走向灭亡。由此看来，作者的思路很清晰，他旨在说明，秦行孝公之道（即文中提到的“先王之道”）则兴，废孝公之道则亡。这里的关键是，孝公之道算不算“仁义”之道。徐应佩先生等引司马迁的评议，认为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是仁义之举。他们在《峻拔锋利，语警词工──谈贾谊的〈过秦论〉》一文中说：“作者写秦气锐势盛，是为了说明这是施仁义的结果。可是贾谊只将施仁布义隐嵌于字里行间，反而铺张扬厉地大写追亡逐北、席卷天下的声势，待到文末点题后，回顾前文一一审视细察，始觉作者原来处处设伏，密而不漏。作者于第一段就带出了秦能轻取易攻的原因：‘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由于采取了商鞅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对内、对外政策，司马迁也认为这属仁义之举。他说：‘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之法为枝叶，岂不然哉!’作者叙秦的每一阶段，都紧扣住这点。本文题旨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于前文却明写、详写‘攻守之势’，暗写、略写‘仁义之施’，气蕴于内，象呈于外，使人首先从气势磅礴的文辞上得到感染，直到最后才将内蕴的含义加以挑明，读者拨除疑念，释除悬念，把握主旨，则顿觉原来的潜义伏理腾跃而出，熠然生辉，戛然作响。”这个分析很有道理，贾谊在文中虽然没有明言孝公施行仁政，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了秦始皇在“废先王之道”后，施行的是愚民弱民残民的暴政，如此，贾谊也便从侧面肯定了孝公行的是仁义之道。由此可见，传统的说法揭示了前面的叙和后面的议，即材料和观点的内在联系，比较切近文本原意。
第二个问题：秦王朝是一个很特殊的王朝，它的暴兴暴亡，历来引起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注意，人们对此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贾谊的三篇《过秦论》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意见，致使汉朝的生产和经济很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战胜匈奴、开拓疆土，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我们今天读《过秦论》仍然会很有启发。比如贾谊分析秦施行孝公的治国之策则强，抛弃孝公的治国之策则亡，从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一个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论断充分说明了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诚如毛泽东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总结我们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无不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又如贾谊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这话讲的是秦始皇，批评他“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高二，其政不改”，以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但两千年以后的我们听起来，却仍如晨钟暮鼓，振聋发聩。我们曾经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打土豪分田地，夺取了天下。但是在建国之后，却仍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不是差一点也丢了天下？历史不会重演，人们常常这么说。但是马克思却说，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其实，历史何止相似，历史天天都在重演！前世之事，后事之师，贾谊之言如雷贯耳。
读《过秦论》，放眼看世界，两千年前的历史不正在重演么？血风腥雨的战国时代和当今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又何其相似乃尔！当今美国，世界老大，意欲籍其强大国力，称霸世界，其穷兵黩武，霸道无忌，酷似不可一世的强秦，而其他国家，则如各怀心胎苦于自保的九国。一超多强，合纵连横，活脱脱一部战国史的翻版！怎样避免两千年的历史再成现实，这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因此，我们要好好地读一读历史，读一读前人优秀的史论，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